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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我一个朋友，他是少有的好人，总是尽心竭力地帮助别人却不求一分回报。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所以想给他送点礼都没东西可送。一天，别人告诉我他从北京做了口腔手术回来了，正在闹绝食，让我去劝劝。我很痛心，让这样的人死了的确太可惜，可怎么劝呢？这不是劝的事，怎么也得借助点什么。 我从一个农村老太太那弄来一瓶用野兽油脂配制的药膏，拿到病人床前，告诉他抹上这药可缓解疼痛，并劝他努力吃点东西……见我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他伸手要来纸笔，写了三页稿纸，这是他的绝笔，此后他再没写一个字。他写得很明白，他得的是口腔癌，家人签字做了手术，将整个上腭切除了，他说不了话，不能吞咽，疼痛不堪，这样的生命还如何存活？有什么意义？他写道：“请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他绝食九天而死。 这之后，对危重病人，如果是我的好友，我往往不是救，而是帮助他们速死。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我没有理由让朋友们速死，而轮到自己那天却贪生怕死。我想，我这样做就是等到我那天，朋友和女儿会如法炮制，替我了断。 看到巴金的艰难死亡，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复杂，巴金是多么敏感、细腻的一个人，他从前经受的所有苦难和凌辱都抵不上后来不允许他死亡带给他的羞辱来的大。巴金年轻时推崇西医，曾立誓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西医去处置。西医把他的气管切开，吃东西是从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不能动，不能说话…… 由此，我想到了母亲师傅的死。 母亲说，她师傅在过了60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 我追问母亲：师傅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都不是，师傅只说，人活60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住脚。对中医来说，60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啊，师傅说要死，你就让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劝啊，哭喊啊，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师傅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多年后，当我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详态度，才意识到母亲在为师傅驱赶虫蝇的那七天里已经接受师傅对死亡的态度了。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她的师傅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这一人生态度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母亲和她师傅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母亲执著于生命、执著于青春、执著于名利，她怎能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 看到现代人对生命不顾尊严地执著，看到西医为了配合人们的这一执著而采取的一系列超出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的抢救措施，我隐约地感觉到母亲师傅的死似乎有点道理。 巴金提出过安乐死，但没人理睬他。当巴金再一次被抢救过来后，他万分无奈地说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我愿为大家而活着。”这是何等的悲愤？我们活着的人能承受得起巴金为了我们而这般活着吗？ 在巴金不能说，不能写，头脑又很清醒的这六年里，不知他躺在床上是否想到了他年轻时的话？他对这一处置是否满意呢？ 冰心晚年为自己制了一个印章，上书一个 “贼” 字。她解释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想，现代人能理解冰心的用意吗，会不会认为她是在作秀？ 我感到孔子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体会的。过去的人对死亡不像我们现在人对立情绪这么强，这样拒不接受。小时候看一些刚刚60搭边的人就开始纳个鞋底，备块布料，稳稳当当地为自己备寿衣了。记得母亲给我一块很漂亮的绒布让我送给我奶奶的姐姐做“装老”鞋面。老太太得到我送的鞋面的确是非常高兴。可如今我敢给谁送寿衣么？现在人给长辈备寿衣是躲着、藏着的。我一个朋友的公公病了，不肯吃饭，朋友让我把放在我这儿的寿衣给她送过去。一看到寿衣，她公公吓得立马就吃饭了。 过去的老人时常晾晒寿衣，过年时还要拿出来穿一穿，这是多好的死亡练习啊。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她在大衣柜旁边睡觉，夜里觉病，自己把寿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齐，已死多时了。 我爷爷是在给人写完一幅字后，坐在桌旁，手扶着头，闭目休息时死的。我奶第一遍喊我爷吃饭时，我爷还问是什么饭菜，第二遍喊时我爷没应，我母亲过去搭脉，对我父亲说，咱爹没脉了！我奶过来告诉我母亲把孩子抱到邻居家去，让我父亲出去通知亲属。等大家来时，我奶已将我爷擦洗干净，寿衣穿戴整齐了。 从前80岁的人死了是喜丧，孝上要带红，可以演奏欢乐的曲子，大家会有幸福感和人生满足感。可如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发病，拉着我狂呼：“救救我啊！”这真是给我出难题，都没有阳寿了，让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岁数中？ 我一个朋友不知怎样才能使将死的母亲高兴，便买来高档寿衣展示给母亲看，她母亲却没有如她奶奶当年那样看到好寿衣就微笑着死去，而是厌恶地扭过了头。 因这一态度，人生最终竟是一场悲剧。 人类面对死亡已几百万年了，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拒绝。是西医给予人可以不断延长寿命的感觉所致，还是科学给予人可以不断战胜病魔的信心使然？还是医生冷静到近于冷酷的态度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 在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已相当自负的今天，却认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从内心里不承认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难道是人类认识的进步？ 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去医院，她不肯从太平房门前过，说是厌恶。我感到奇怪，难道死亡不属于她？ 八十多岁的老人不肯死，厌恶死，悲号着去死，让我觉得不太对劲，也使我在临终人面前不知所措。如果我奶和我母亲不是安详地离开人世，而像被魔鬼抓走似的悲天怆地，我会在什么心情下继续生活？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看过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电击心脏的，切开气管的，插呼吸机的，放、化疗的……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么多种。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在医院死亡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认识一位医院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 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他们做起来却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俱备，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 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院长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主干血管突然破裂。便是躺在手术台上竟也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乃至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医院的治疗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和她一起进无菌舱做移植手术的共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走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七个，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白血病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陪同事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说到移植，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你看我这是怎么活的？”我说，你不能太讲生活质量了，你得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小时候随奶奶去探望绝症亲属。病人往往干干净净地坐在床上，奶奶会对病人说：“你刚强能干一辈子了，现在搬个枕头歇歇吧。”奶奶和病人谈死亡，谈后事的安排料理，谈人这一辈子…… 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地接受死亡了，好像死亡是强盗，是来掠夺我们的。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临终病人时如同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们已经不会得体地对待临终的亲友了。 虽然我们在生理上能够死亡，在思想意识上却把死亡屏蔽了。 这让我想起我奶奶当年的一句话：“现在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都忘了死呢？” 在母亲的师傅绝食期间，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师傅驱赶蝇虫，师傅平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的长寿则辱，母亲师傅死的有尊严。 我的一个同事得了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让我们想象上面写的名是自己。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字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 我的另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像平时那样与我们开玩笑。他死时我们全去火葬场送他。 西方接受科学，也接受上帝，这使他们避免了“死到临头便发狂”。但在中国，科学的唯物主义彻底到信上帝是傻瓜的同义词。人们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认为什么都是不真实的，于是，走向极端自私，走到了唯物的反面。人的设计似乎不太适合直面科学，在人和科学之间如果没有上帝参与，也需要一种文化呵护人类软着陆，就这么直接地把人类摔给死亡不行。 |
| （09） 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母亲有心脏病。当最早的速效救心丸还是从国外进口的稀有药时，我母亲就有，是我舅舅从国外弄来的。为此，我怨恨过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把药交给她而没告诉我？你应该把药交给我！”母亲不仅没用过一粒，而且没告诉我她有这药。我想，在生命这个问题上，她一定是受了她师傅的影响。 父亲的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器质性病变很严重，母亲说“真心痛必死”。少年的我不甘心，配制了一个大药方“梅花点舌丹”，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母亲的一些库存，每一味药都是我亲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给他。 可对我的“梅花点舌丹”他并不领情，还大发雷霆，说我是异想天开，他说：“你就不想想？我连口粥都吃不下，你却让我用黄酒、葱白做引吃药，这可能吗？”我想告诉他，这药里有麝香、熊胆、牛黄，最便宜的药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就得问我：“麝香能治我这病吗？珍珠能治我这病吗？蟾酥这毒药你也给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理解这药能扩张血管、增强体能、以毒攻毒，总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总觉得赋予这付药一个灵魂，它会去执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亲那儿告了我一状，说我愚弄他。父亲也批评我不该愚弄他朋友，我哭着说，我要是不愚弄他应该怎么做？是呀，谁能认可一个少年配的药？他死后我把这付药拿了回来，母亲把它当成像安宫丸、再造丸那样使用，真是一付好药。 我也注意到母亲医治的几例心脏病人。一个16岁的少女，患先天性心脏病，却被强迫下乡了。在乡下她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里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 她在母亲这儿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告诉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相好，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说媒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议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却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16呀，那男孩也才17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母女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过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23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纪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了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俩产生了感情，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商量，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到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为的是要狐狸心。这男人听说狐狸心治心脏病效力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他妻子的心脏病症状基本消失，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果这么好啊？ 便是西医在对心脏病人的医治过程中也屡屡出现奇迹。 一个有工作关系的朋友，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还不到40岁，有一天就“死”了。抬到医院心已经不跳了，什么生命体征都没有了。医生给他做电击，嚓、嚓、嚓，连做三下，人还是死的。医生说，超过三次就是好心脏也给击出心脏病来了，是不允许的。可医生对这个“死人”说：“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对朋友的特殊优待。”于是，嚓、嚓、嚓，又来了三下，这个“死人”就活了。 等我在街上再见到他时，他把衣服捋起来给我看他的两肋，就跟烤肉似的，从上至下全焦糊了，惨不忍睹。他说，他没有一分钟好受的时候，这心脏自己就乱颤。但他还得感谢医生朋友。 又过了一年多，他的状态大为好转，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这些病例给我的启示是，心脏的弹性是很大的，所说的心脏病有时就是心脏与躯体的不匹配，少年成长性心脏病就能说明这一点。我父亲和我女儿爷爷的心脏病也说明这一点，即使是器质性病变，也不是不可逆转的。现有的理论给心脏所下的定义还是为时过早，在医学上，实践常常走在理论前面。 母亲死于心脏病，可同样有心脏病的父亲却活了下来。父亲今年83岁了，行走如风，看上去比他四十多岁时要强。可在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吃的尽可着父亲吃，他告诉我们不要跟他抢，我们吃的日子还在后头，而他却不可能活长了，因为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病会一次比一次严重，犯几次就完了。所以，父亲活不长在我小时候是铁板钉钉的事，他对我说:“要相信科学。” |
| （10） 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去年，父亲又与我谈起他的心脏病。我告诉他，我的两个同事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可现在出门得需要我替他们拎包，照顾他们。我问父亲:“如果你四十来岁时给你安装上心脏起搏器，你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吗？多亏那时没有心脏起搏器。” 其实，无论是父亲的那位朋友，还是我母亲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们的性格不那么刚强，不要求身体必须达到完全健康的程度而保持一种半休眠状态就可以存活。可母亲不肯，她说，那么活又何必呢？可顺应心脏马力的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心脏和身体的供需关系达到平衡、匹配时，病症消失，反倒健康长寿了。 女儿的爷爷也是心脏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为此忧心忡忡，血压上升，最后脑出血，手术后成了植物人。这下他不会着急上火了，按时吃饭睡觉，生活规律，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没了，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脑CT片呈一片白色，脑死亡的他步入了长寿者行列。 所以，我对心电图上曲率改变并不过于看重。人体可以与病共生，可以带病存活。由于个体差异，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健康标准，如按五行把人的体质归类，那么将金性体质人的健康移到木性体质人身上就是病了。我们也不能把火性体质人的“热”弄得像水性体质人那么“凉”。心脏的强壮有力可说是健康的首要标志了，可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我所看到死亡的心脏病患者，大多不肯将生活节律调适得与心脏匹配，我母亲就是，她不肯打折扣地活着。母亲其实不是死于心脏病，她故意使自己得了病毒性痢疾，当我送她去医院抢救时，她还试图从推车上滚下来……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但如果把挂吊瓶当炫耀则另当别论。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即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我的两个熟人，一个穷，安不起心脏支架；一个富，安了三个支架。可富人安上支架的一周后就又被诊断为：支架血栓。而那个穷人的心脏病却逐渐在缓解。这种介入治疗一旦用上，就别指望人体的自然恢复功能再帮上什么忙了。 看一个电视报道。急救中心的一帮年轻医生，很有热情，每来一个“死”人，他们都要救上一阵子，一个心脏停止跳动四个小时的人都让他们给救活了。 是一个猝死在车中的司机被送往急救中心，主任诊断是心肌梗死，得溶栓。但心脏已不跳了，没有血液循环，药也到不了要溶的地方。于是，人工心脏按压，几个年轻医生轮流踏在木凳上压心脏，压了一个小时，没活。这主任又说，肺也栓塞了，溶栓。还得压心脏，又压了一个小时，主任一看，还没活，就回办公室坐着去了。他的助手们不甘心，没停手。这时，偶尔就有一下自主心跳，小护士跑去告诉主任，主任说，白扯，救不活了。可手下这些人说，他能跳一下，咱们就得看看能不能跳第二下，又压了两小时，硬是把人弄活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司机醒来，跟他妻子说要吃西瓜，还很小气地说，只买半个就行。医生们看着他笑，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专家评点说，这个抢救病例，在现有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年轻医生们的做法是大胆、超常的。有人就问这个急救中心主任，作为医生，如此抢救一个停止呼吸、没有心跳的人，是由于缺乏常识还是由于愚蠢？主任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第一次用一个小时救活了心脏停跳半小时的人，第二次我们就用两个小时救人，第三次我们就用三个小时，只要有救活的事例出现，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延长时间。只是我们以前救活的人，心脏停跳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不这么引人注目罢了。 刚上大学没几天，我就得罪了一位女同学。她高考分很高，因先天性心脏病，落到我们学校。我们不知情，她也不说。学校有农场，我们去秋收，她咬牙坚持，结果就犯病了。 附近没有医院和医生，看着她大口喘气，脸色发紫，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我问她，她才说出她有心脏病。我让大家闪开，让她呼吸通畅，然后扳住她的肩，按经络循行路线给她做了一阵推拿按摩，她就缓过来了。 这之后，她就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与我商量。她说，她从小就带着这病，犯起病来就得住院，从来没有好得这么快过，我给她按摩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还看到在大学体检复查时，一个同学血压过高，我给按摩，迅速把血压降下来，通过了复查。于是她认定，我要是天天给她按摩，一定能治好她的病。 我说这是两回事，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不可能因按摩而改变，我这只是一时应急之法，不是治病之法。她不信，与她家里人说了，家里人给她邮来钱，她说给我钱。我怎么能骗她钱呢？不肯答应，她为此恨了我多年。 现在我理解了她求医心切，主观臆断的心理，也后悔自己的拒绝。我想，她的想法可能也有道理，心脏的弹性那么大，只要人活着就有将人的身体向好的方面调整的可能，如果真给她按摩一段时间，虽不能根治，说不定对她身体确实会有好处，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呢？可能是她眼神中的希望之光把我给吓住了。 |
| （11） 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母亲毕竟置身于科学时代，不可能不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师傅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治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车炉前工，由于生活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由于带病坚持工作，吃药的效果也不好。母亲笑说，有一个“糟粕”方子治这病，说是备七口大缸，将稻草烧灰，填满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会有白色物质沉淀缸底，收集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将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听了这个方子，我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再一次统一，觉得中医有疗效的方子也是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方子中歪打正着地碰出来的。 有一次，这个炉前工在外地发病，疼得死去活来，遇到一个老太太将小苏打调和了一碗让他吃下，他吃惊于怎么可以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小苏打？但疼极了，老太太又一个劲地鼓动他，他就吃了，结果就不疼了。又吃了两次，竟全好了，再没犯过。母亲听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质是什么东西。 我家的一个邻居是火车司机，刚40出头就得了很严重的哮喘。那时的火车司机总要探头看前面的信号灯，巨大的冷风灌得他根本受不了，只能在家休息。母亲给他治，告诉他要养，他这辈子不能再开火车了。有一次聊天时，说到中医的“吃啥补啥”，说人的肺功能弱可以用动物肺补，而在动物中肺功能强的非狗莫属，因为狗不出汗，狂奔后看它剧烈喘息就可知它的肺工作量很大。这个火车司机听了就与打狗队联系，要狗肺子吃。几十个狗肺子吃过之后，他重返工作岗位，又开上了火车，在冷风中一再探头，也没犯病。这令母亲十分惊异。母亲的惊异加深了我的印象。多年后，女儿的叔叔得了哮喘，一犯病得抢救，衣袋里装着激素，喘不上来气就得喷雾。我向狗肉馆要狗肺子，一天一只给他送，他就白水煮了吃。他病好了，我从未与他探讨过狗肺子到底起多大作用。 我想，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临床经验的丰富，她对“糟粕”的否定渐渐产生了动摇。我从母亲的学习过程中看到，人的学习也是分阶段的，不能从人的学习内容判断人的学习正确与否，决定学习效果的还有方式。年轻人学习时常轻易断言优劣、对错，造成学习上的留一半、扔一半现象，使学习走偏。上了年纪后，多观察少判断，结果从“愚昧”和“糟粕”中得到的启示往往要大于正统学术。由此可知，“愚昧”和“糟粕”不是没有价值，唯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从中吸取营养，所以，对不理解的东西先行保全比彻底铲除要好。 有一个人找我母亲看病，他的病在西医做了全面检查，没查出问题。但他就是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母亲说他受了瘴气，不好治。我听了和病人一起感到奇怪，什么是瘴气，怎么是受了瘴气呢？母亲说，这个人去迁坟，开棺时他没躲开一下让里面的瘴气散开后再捡遗骨，而是正冲着开棺的那股瘴气，他现在这种耷耷的，像摄了魂一般的症状，就是受了瘴气的原因。我和病人听了一起摇头，觉得这又是中医的一个谬论。 每当我埋头在旧书堆中时，母亲就把我拉到通风处、阳光下，说这些旧书有瘴气。这时，我就更认同父亲说中医是巫医的观点了。 最近看报道，说当初开启埃及法老墓穴的许多人受了病，曾被认为是遭到了法老诅咒。现经科学研究发现是墓穴中的一种特殊真菌对人的侵害。这使我不由得想到母亲的瘴气说。中医虽然不知瘴气中的真菌是什么，但知道瘴气能致病从而让人躲避，这是很重要的。 面对有人嘲笑中医是巫医，我现在不以为然。小时候我把母亲的许多认识或者当作人人皆知的常识，或者简单地归为中医的“糟粕”，有时直接斥为愚昧，所以根本没有在意。大半辈子活过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在中医之外并没有这种认识，母亲站在中医角度对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认识并不是落后的，有许多东西仍为当今科学解释不了。 我承认找巫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一个同事得癌症从北京做手术回来对我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吓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对癌症无知该有多好，要是有办法能消除这三分之一人的恐惧该有多好，哪怕是用中医或巫医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吓死，那么在性命和真知之间，我看还是保命为上，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爱真理超过生命的。而有的人天生具有自我保护机制。我一个朋友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昏死过去，把问题交给了我。另一个朋友对自己的重大错误失忆，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把错误那段全忘记。人的心理机制并不是让人无限制地承受严酷的真实，这虽有悖科学精神，却是大自然对人的慈悲。 |
| （12） 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 我跟医疗队下乡时。一天，我背上药箱跟一个农民去他家给他妻子打针。一看，他妻子生孩子才七天，小娃娃光着身子，蹬着小腿，挺健康的。产妇躺在婴儿身边，微笑地看着我。我给她打针，随口问她得什么病了？她告诉我她得了胃癌。我大吃一惊，看着她的一脸平静，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于是就摸她胃部，我不仅在她胃部摸到了肿块，连腹部也满是一个挨一个的肿块。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不知癌症是什么病，还照样生孩子。 小时候没因母亲而感到骄傲，因为父亲站在科学角度经常批判母亲。如今批判中医的观点在我听来老掉牙就是因为早被我父亲用过了。 我曾经为母亲感到过羞愧。在那个时代几乎不被人所见的如“同性恋”、“虐恋”一类事所造成的“伤害”，当事人不敢上医院，就会向我母亲求助。看着帮助他们的母亲，我认为母亲真是是非不清、爱憎不明、黑白不辨，糊涂到家了。母亲的中医角色让她在中国得以履行牧师的职责。我曾见过她给怀孕五六个月的未婚姑娘用绷带缠肚子，为的是不显怀。在那个年代，名声等同于生命，姑娘名声毁了，人也就完了。母亲尽其所能地帮助她们。 母亲看上去还没有道德感。有一对不良少年，不仅早恋，还早孕，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他俩不仅遭到社会的唾弃，也被双方父母赶出家门，不认他们。他俩找了一个破棚子住下来，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婴儿总闹病，两人只有哭着来找我母亲。我母亲给孩子治病，分文不取，还给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亲帮助他们，鼓励两人把日子过起来。 为此，我曾批判母亲的做法，因为周遭的人全唾骂这对少年。 记得有一年过年，这两人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给我母亲拜年——母亲是唯一接待他们的人。这两口子用干活一年积攒下来的钱给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崭新、锃亮、硬挺挺的，男人穿着，看着很滑稽可笑。女的围着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说：“于姨，你看，我们过好啦，你看，我们过好啦。”男的直直地站着，向母亲展示他们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虽然今天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亲轻轻地抚着这件衣服说：“多好啊，就这么过日子，这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如今我想，母亲当真不知世上的道德尺度是什么吗？她尊崇于自然之人性，而非时代道德之人性，她从哪来的信念，又是什么支持她的信念呢？从众、跟随主流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坚持自己的信念才恰恰是困难的，我怎么会认为母亲是个没有思想主见的糊涂人呢？ 可是，被我认为没有是非感的母亲，有一次我却看到她拒绝给一个病人治病。 另一个街道的居委会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一个包裹，里面的新生儿已冻死。她大喊大叫，挨家搜查，把一个躺在床上、一身血迹的姑娘拎出来，挂上牌子游街…… 有一天，这个居委会主任到我母亲这儿求医。母亲说，你走吧，找别人给你看病吧，我给你看也看不好。这个居委会主任非问我母亲原因。母亲说：你不是女人吗？你没生过孩子吗？你怎忍心这样对待那个姑娘？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一声不吭地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她有多难？你不帮她，还这样对她，你还是人吗？ 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乞丐要饭到宾馆是要被打出去的。西医院费用高昂，如何救济得起所有病人？ 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个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她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 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西医突出“术”，中医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母亲的医术与其人生观、世界观是一体的，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受母亲的影响。我上中学时，相比我的同学，我便有些超越时代道德。一个早恋的女同学，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又遭到家长的打骂，病得奄奄一息。我不能见死不救，就把她架着送给母亲医治。 母亲所持的中医的道德，在我小时候被指责是错误的，而现在看是人道主义的，那么，中医的道德在现今失去价值了么？ |
| （13） 母亲治病用药如金 母亲治病用药如金，经常只给病人一包药，告诉在三个小时内不见效就宣告这药不对症，马上得想别的办法，不能耽误病。她给病人开药连吃三付的时候都少，从来不开大处方。 经常是病人服过一付药后欢天喜地来了说：“见好了，好多了，再吃两付就彻底好了。”母亲这时就拒绝再开药。母亲说，我治病就治三分，扳过势头即可，如果你想病好，从现在起不用吃药，只需要你调节情绪、定时起居、生活规律…… 我给病人包药时，他们总说：“多给点吧？你瞧你给的这点药，小匙跟掏耳勺似的，还不够洒落的哪。”要不就说：“多给两包吧，中药慢，多吃点。” 有一天母亲看我研磨钙片，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兑在药里增加药量，省得他们说给的药少。母亲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药量多少、服用时间长短，关键在于对症，对症了，四两拨千斤，立马见效，一点不慢。 即便是病人谁愿意多吃药？有些不好喂药的小孩子，母亲卷个小纸筒装点药，往小孩嘴里轻轻一吹，沾到口腔上，小孩吐都吐不出，就这么一点药，就能见效。 很多时候母亲甚至不用药，对患有胃炎、皮肤病、痛风等症的病人，母亲常常不急于给他们开药，而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类病往往是精神上的压抑、紧张造成的。当人们用幸福的理由说服自己而身体却做出反抗时，理顺身心比吃药来得重要。 母亲说，什么药也抵不上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药只是帮一下忙，但不能代替人的自身调节，也不要帮完不走跟着添乱，把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按母亲的不吃药、少吃药的原则，目前人们用中药做保健品的做法她肯定是反对的。长期用中药平衡阴阳，废退了人体自身的平衡能力，构建一个虚假的平衡，一旦这一虚假平衡保持不住，呈现出来的就是“中毒”症状。 母亲用药如金绝不是出于“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我遇到过一位中药药剂师，她说“是药三分毒”，告诫人们不要随便乱服药。她不让人们乱服药是对的，人们现在把中药当成西药一样用是错误的，不辨证就乱吃药，所吃的药就是毒。对症了，便是毒药也不呈毒性。 当我手持公安局开的证明，买毒药回来加工，用毛巾把头部包起来，结果还出现中毒症状，可给危重病人大剂量服用，不仅不出现中毒症状，还起死回生，那么，所谓的毒性哪去了？对健康人是毒的，对病人就不是毒？这用西医的理论就解释不了，可用中医的理论就能。 药是平衡阴阳的，正所谓以药石之偏纠阴阳之偏。对一个阴阳平衡的健康体来说，用上药，打破了阴阳平衡，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可对需要借助药力平衡已失衡的阴阳时，这药就能起到平和的药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时你要是就这个病体谈药的毒性就没有意义了。这一方面说明中药绝不可乱服，一方面说明，中药只要对症就无毒。所以，不讲阴阳五行就无法使用中药，而西医想把中药毒性去掉的作法是不能为中医所用的。“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往往就是中药药剂师也讲错。 中医常使用毒药。母亲先后拜过三位师傅，每行医一段时间，她就拜一位名医学习三年。她最后的师傅我小时见过，姓田，我叫他田姥爷。他的诊室里，病人总是满满的。他像一位将军一样，开药如调兵遣将。田姥爷用药“霸气”，巴豆、砒霜是他的常用药，血崩的人他敢给开“破”药，他敢让“十八反”到人肚子里反……田姥爷这一代中医治病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敢放手、放胆，但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谨慎得多。 母亲也用毒药，但所用毒药较之田姥爷就少得多，而较之别的医生则要多。她在大医院当医生时，卫生局批下来的“毒药”，药房不收，说医院不让医生开“毒药”。母亲到卫生局要了“毒药”自己用来配药。医院说母亲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写检查。对此母亲不理解，检查还是我父亲替她写的。 我估计现在中医院的医生已经没有使用“毒药”的了。毒药的购买也是国家控制的，要由公安局开证明，而现在开证明也没处买了。而毒药占母亲用药的好大一部分，我想象不出母亲如果没有这些毒药还能不能治那么多病，还能不能达到很好的疗效。 母亲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药好有很大关系，她总是不停地收集和储藏中药。如果她在大医院，使用药房的药是否还有同样的疗效呢？ 母亲给过我一块“鹿胎膏”，是猎人打野鹿获得的鹿胎，拿来由母亲熬制的。药制好了，猎人给我母亲留一部分作为酬劳。母亲在治诸如不孕症等妇女病时使用，效果很好。母亲告诉我这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黄豆粒大小一块。我有时吃上这么一点，就能感受到药力很大。这一块“鹿胎膏”我吃了好多年。许多年后，当我也想给女儿备块“鹿胎膏”时才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货真价实的“鹿胎膏”了，虽然我到养鹿场去买，可吃一大丸进肚也没啥感觉，方知道母亲的药有多么好。最近我在鹿场又弄到一块“鹿胎膏”，放置常温下几天竟腐烂了。这让我奇怪不已，鹿场人回答我说“鹿胎膏”必须要放到冰箱中保存。 由此，我知道中医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亲活到今天，她的疗效也不一定能有当年那么好，因为她没有应手的药可用。现在的医生不可能像我母亲当年那样亲自动手采集、在民间搜集一些中药。我小时常帮母亲把有的药放到酒里，有的药用玻璃纸包好用蜡封上……母亲给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备有这些药不无关系。 见过母亲一次大手笔，因为这事与我有关才留心和记住了。 |
| （14） 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我中学毕业时，当时的形势是我必须得下乡。对时事政治一点不懂的母亲不想让我走，想要我留城，我笑母亲愚昧，痴心妄想。母亲却找到主管官员的干女儿，对她说；“我知道你干妈常年卧病在床，告诉你干爹，我包两个月把他老婆的病治好，条件是给我女儿留城。”那个官员不信母亲能把他老婆的病治好，当即就答应了。母亲手到病除，两个月，让他老婆行走如常。官员大喜过望，不仅给我办了留城，还分配到国有工厂上班。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时候不多，加之对中医没什么兴趣，更讨厌整天一屋子人，闹哄哄的，我对母亲做的事并不关注。即便是这样，如果母亲出门几日，来的人找不到母亲，就有人拉着我不放，他们倒是不考我脉象，而是详细述说病情，让我给想想办法,任我怎么解释说不会也不行，都说：“龙王爷的儿子还会三把水呢。”没办法，我就给摸摸脉，只是做个简单判断，辨个表里寒热，别给治反了。然后打开母亲的大药箱，里面的药都是母亲开的方，我去抓的药，又由我加工制成，母亲给人看病时，又多是我当药剂师，给人包药，吩咐服用方法，所以大致还是知道每样药治什么病，何况我还背过几部医书，不是一点不懂。于是，就给人拿了药。母亲回来知道了，并没有过多责备我。如今想来，可能是我没犯大毛病。 母亲死后，病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推不掉的，我就给拿药，吃不了药的婴儿也都给扎了针。可能是母亲在天之灵阻止我的行医。有一天，我突然想，那仅有几斤重的婴儿，小身体红红白白的，如果迎着阳光举起来，真是半透明的，我那针灸针扎下去，那么深，扎到哪去了？这么从解剖上一想，想到我的针扎到肝，扎到肾，一下子就怕了。再来婴儿，把襁褓一打开，我心先怯了，手也抖了，说什么也不敢扎了，此后，我就逃避行医了。 母亲死后，我病倒了，人说是伤力，我不知该怎么治，胸腔内疼得像用刀捅的似的，无处逃避。我想，这么猛的病用温和的药肯定不行，可用猛药我这体质也不行。母亲曾告诉过我是桂枝汤体质，终生不适合用川乌、草乌这类药。这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用的药我却不能用呢？说不定就能出奇制胜治了我的病呢。于是，我给自己开了一个“小柴胡汤”，抓了药，就吃了。 结果糟了，我真的吃错药了，胸腔不疼了，变成实心铁板，想喘口气都难，五脏六腑全板成一块，吃不进东西，透不过气，危在旦夕。这下我只得以毒攻毒了，我又开了一个方子，把母亲告诉我终生不可用之药川乌、草乌都用上了，我觉得非用此类药不能破开。这付药下去，铁板被击碎了，恢复了大刀阔斧式的疼痛，我不敢再轻易用药了。 到省城上学，我到大医院，中西医全看了，全都没办法，用了些药，等于把我犯过的错误再重演一遍，我只得还自己治。我谨慎地每次只开三味药，用茶缸装着，沏上开水，当茶喝。这一喝就是大学四年，病好了一半，另一半就好挺一些了。 那时，有点后悔没好好学中医。 母亲死后，本以为中医与我就再无关系了，可身体与母亲同样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虽经体育锻炼，维持一个表面健康，但生的孩子内质还是弱。在女儿还不能吃中药时，我们是医院里的常客，女儿一年住六七次院是常事。让我恼怒的是，孩子的病总是越治越重。 一次，孩子病得要死了，心衰，打强心剂抢救，儿科主任说孩子能否活命很难说，西医的方法用尽了，孩子奄奄一息。 我急了，告诉医生给孩子输我的血。医生们嘲笑我说：“你的血也不是药，不能治病，没有用！”我坚决要求输，医生只得按我的意思来。我想，我从小得过那么多病，几次从生死边缘上挣扎过来，我的血中，一定有抵抗这些小儿病的抗体，我急于帮助女儿抵抗疾病，我的血是有生命的，不可能不履行我的意愿…… 孩子病得血管都找不到了，在脖子上的静脉扎了九针才送进去针头，孩子放在桌上，头垂在桌下，哼都不会哼了。 血输进去两个小时后，孩子睁开眼睛找饭吃。 这次的后怕，使我不敢再指望西医，我开始寻找和请教中医，制定了一系列的中医预防和治疗措施，同时训练女儿吃中药。我不敢自己给女儿开方，而是多找几个中医，分析、对比他们的方子，选出比较稳妥的，试验着给女儿吃，这使我又一次后悔没有学习中医。 在我给女儿安排防治方案时，我给在外地的舅舅写封信，他也是中医，但我受母亲影响信不过他，我只在信里问他一些常识性问题。不过舅舅回信中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孩子这么频繁地患病，闹肺炎，是不是受热了？不要让孩子背部受热。我一下子悟到我让女儿热着了。北方寒冷，人们都愿意把孩子放置火炕上。我也不例外。但与我不同的是，农村给婴儿铺的是草褥子，而我给女儿铺的是棉褥子。我以为给孩子铺草褥子是落后做法。为了检验两者差异我马上弄来干草做了个褥子，同棉褥子一起放在火炕上做实验。结果是草褥子的散热性和保温性非棉褥子可比。我不由地感慨一些看似落后的事物可能更有科学道理。此后，女儿身下也铺着草褥子，身体也好起来了。只改变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生活因素就获得了这么大的转变。 |
| （15）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在学医上走捷径。我曾认为，中医首先是经验的积累，后又借用阴阳五行做框架来安放经验材料，阴阳五行与中医药不是骨肉关系，而是中医没有找到更好的理论框架前寄居的贝壳。我想，如果我学会诊脉、把握病症，能相应用药，就应算是合格的医生，阴阳五行可以不用，也不用费太大的精力去读经，可母亲说我要是如此行医就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今天，如我当年所想的从病症找相应的药的医生多了起来，可中医的医术下降了，中医的疗效趋于一般，神奇不再，好多西医都能开中药，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这些医生所走的不正是当初我要走而被母亲阻断的路吗？ 现在，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做的一件事是阻止人们乱服中药。亲朋好友，常有因身体不适到药店找中成药吃的。只看所治症状，不分表里寒热，乱服一气，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中药不是像西药那样某一种药就是固定治某一种病的，有人把某一中药就当成治感冒药，得了感冒拿起来就吃，我就很反对，同样是感冒，春季和秋季的不一样，今年和去年的不一样，虽然感冒往往是表证，可用解表法，但解表还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之分呢，不同地域的人，用药也不一样，不辨证而用中药是中医大忌。 人们服用中药的方式正在受西医用药方式的影响。如今大量的中药销往国外，外国人在西医思想指导下用中药，实在不是发扬中医药，而是令其速亡。 当我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他所服用的中成药对他有害无益时，我不自觉地、无可选择地、必然地要使用阴阳五行理论。 我关注哲学，关注科学，但目前还没找到一种能替代阴阳五行学说来叙述中医对人体认识的理论。 并不是时代发展了，人们对事物各方面认识就同步发展了，人类的认识道路不完全是积累式的，也是熊瞎子掰苞米式的。人类的狩猎能力肯定是退化殆尽了，有了枪的人类就不再需要对付猛兽的勇敢和力量了，于是，手拿一支枪的文弱书生可以尽情嘲笑和否定古代猎人的智慧、勇敢和强壮。可是，枪，再先进也是人的外在，而智慧、勇敢和强壮才是人的内在品质，用外在替代和否定内在岂不是本末倒置？ 我先前期望西医的发展将会同所有医学的期望目前还看不到希望，我甚至感到从西医的道路上一时还走不到中医。 我一位同事的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是另一个城市的医生，把她接去治疗，结果越治越重，下了病危通知，备好了寿衣。 这时，我的同事突然对她哥嫂产生了信仰危机，给我打电话要求帮助。我请我们当地一位姓郝的年轻中医，用我们单位车，行车六七个小时，紧急赶往另一个城市。 我想，看到病人昏迷不醒，血压仅有30了，这个医生非回头就走，拒绝给看病不可。我给同事打电话，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这位医生到达后，并没有吃惊，而是诊了脉，开了药。我的同事马上抓了药，煎好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病人已经几天不睁眼、水米不进了，怎么吃药啊？我让她用小匙顺着嘴角一点点往嘴里润，按物理的方式让药顺进去一点是一点，同事就这样把药喂进去一些。 到了晚上，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她母亲睁眼睛说饿。我想，完了，回光返照。同事问，给吃吗？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我说，给吃吧。心想，最后一顿了，吃吧。 同事在给她妈妈喂了些流食之后，又给喂了些汤药。第二天早晨，同事打来电话，说她母亲又睁眼说饿了。我一阵惊喜，松口大气说，祝贺你，你妈得救了。 我很惊异这个年轻人的医术，什么叫妙手回春呀？这就是。我让同事把那张救命的药方拿回来我看看，我想看看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药方很平常，不仅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没有一味治肾病的药，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我感到奇怪，找机会向这年轻人讨教。他说他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要先固土，升阳，抑旺扶弱……由此我悟到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一个救命的药方是那样普通、寻常，它的神奇体现在理论上、运用上、能力上。 正像围棋的黑白子，在不同的人手里，就有了不同的动、势能。一个棋子所占的位置，它与其他棋子形成的特定关系，能使一颗普通棋子很不普通。我们研究围棋不是研究黑白棋子的质地，而是要研究棋局。中医的精髓正像围棋一样，它不是像西医那样用不断发明新技术、新药来治病，而是如围棋手的升段，不断提升认识境界。没有一个深邃的文化在后面，只把其当成一种单薄的经验和几百种药，那么中医很快就会降至连西医也能开中药的水平了。 中医如围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观，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性取代客观性。把它从现实中，从上下左右的关系中，从一个局势中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确定的意义和价值。非要把中医客观化从而论述它，如同脱离棋局论围棋子，既无法论述也没有意义。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绝对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法律是一门概念必须清晰的学问，刚学法律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是清楚的。可学上20年之后，你会觉得一个最简单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在当今时代，让人们承认不能被客观化的理论是门学问的确是很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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