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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中医几度秋凉 策划编辑语： 她母亲是一位“拎着三根手指头走天下”、活人无数的民间中医；她女儿正在中医院校读书，同时拜了师傅，是一个有点“另类”的现代中医生；她自认为自己太理性而没有学成中医，学了中文，作过教师，当过律师，在妇联呆过，搞过企业，现在是一名检察官，可以说是这个中医家庭的“叛逆者”。如今她常常为没能将母亲的宝贵经验继承下来，传给女儿、留给社会而愧疚、自责。于是，从2007年4月起她将自己几十年来在这个中医家庭中对中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随笔的形式在网上连载，期望能给他人以启示和参考。 正所谓“旁观者清”，她的这种特殊背景和经历，使她能以一个“局外人”的平和心态来真实、客观地进行追忆、描述、议论，少了“当局者”的感情用事、空谈阔论，也没有对立者的误解成见、打骂攻击，完全都是真情实感，加上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良好的文字功底，整个文本夹叙夹议，细腻生动，自然流畅，读来犹如听一位长者在娓娓讲述那过去的事情，非常轻松惬意，引人入胜。中医的魅力，中医的神奇，中医的传承，中医的尴尬，中医的困境，中医的无奈等等热点命题……都随着她平实、真切的记述一一自然呈现，让你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产生共鸣，引发思索。 阿德民语：网上评论非常之多，以下仅选三段作为代表。如果您看得很有感受，也请您不吝赐帖，参与评论吧。 网友评论： 《问中医几度秋凉》，标题看了几次都不想点开，以为是方舟子之流在跳梁，因为我知道中医正是春寒。 点开看了一节，就欲罢不能了，不得不慢慢品完60多节：如清纯的泉水，涓涓细流，润澈五脏六腑，沐浴身心。既是好文；又是美文；还能清凉解热调和阴阳。（婁永兵） 《问中医几度秋凉》，真乃情挚思深之文也。其文平实而不失风趣，沉痛而不失通达。其母心怀医术若此，真令人神往矣。有女好学立志若此，亦可以足慰平生矣。观其文而作者其人可知焉。（不详） 作者艾宁，女，55年生人。文章通过回顾自己的母亲——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中医的行医经历，讲述了作者在经历正统的科学思维后，对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深邃的理性思考，温馨的世俗情感以及对传统文化那份深深的眷恋令人感动！她把中医提到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高度来看待，见解非凡!这是当前认识中医的好文，包涵了人生社会的真谛。作者不是简单地为‘中医’辩护，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中医’及阴阳五行学说的‘存在之理’。看完这篇文章，不仅能加深对中医的认识，更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阴阳五行’理论的了解。此文是作者50多年人生经验的总结与思考，作者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使用生澳难懂的词汇，而是使用平实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作者所亲历的事实。作者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希望读者自己得出自己的结论。 从这篇文章中，透过朴实、平实、无华的语言，你可以看到一位老中医前辈和作者本人对中医和西医客观的态度，你可以从中学到教材里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中医的秘笈和中医的精髓，你可以了解到中医平凡中的神奇，你可以了解到中西医的根本差别，尽管有些观点我还不能认同,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不论是‘支持中医’的或是‘反对中医’的人，对此文都值得一读，衷心地希望您能耐着性子，读完全文。（浪子梦） 书名：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个中医世家“叛逆者”的自述） 作者：艾宁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文稿提供：华中健（本书责任编辑） 书稿整理：阿德民 说明：网上目前虽有本书连载全文，但本帖是图书正式书稿的文字版，与网上流行的版本相比，进行过加工、整理及补充。 本帖内容仅为书本上的文字部分，没有图书插图。真实图书上重点加注的内容，也因版式问题没有加入，因此本文与真实图书略有不同。 如果您觉得本书对您很有帮助，希望您购买正版图书，感谢您的支持。 图书目录： （01）母亲是个中医 （02）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03）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 （04）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05）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师傅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道路 （06）母亲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 （07）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 （08）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09）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10）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11）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12）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 （13）母亲治病用药如金 （14）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15）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16）医生说就和天上掉下块陨石砸到你头上一样 （17）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给中国女孩身体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 （18）女儿在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只填报了中医院校 （19）女儿的师傅诊脉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给逗乐了 （20）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 （21）人们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 （22）她拿起美国人写的书，说要科学育儿 （23）即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 （24）师傅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污染 （25）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 （26）他掌握的样本越多，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 （27）保护我们的外在身体并使我们的身体与之节律一致才是人类的明智做法 （28）不能因为西方科学文明开创了现代文明就砍断中国文化这个“不周山” （29）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 （30）母亲不大惊小怪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影响到我。 （31）她最有得抑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 （32）母亲诊所中的温情脉脉与医院的冷酷总是不自觉地在我心中做着对比 （33）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 （34）面对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伫立，心中百感交集 （35）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个中国式的奥运口号，提出属于我们东方人的观念呢 （36）在危急时刻，有时有技术比没技术糟糕（37）中医消亡之日就是人类完成机器人转变之时 （38）如今不是给婴儿准备的，而是给婴儿的爸爸留着的（39）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 （40）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 （41）传染病来时，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 （42）父亲批评母亲的一大缺点就是做事不长脑袋而凭感觉 （43）母亲在世时，每个季节重点吃些什么，都是有说法的 （44）我觉得我的病很具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的好 （45）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像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 （46）正因为中医有理论，所以他才能在用药时是医，不用药时也是医 （47）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 （48）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消极行为 （49）让女儿这么一说，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变回了“玉手” （50）所以，这一纸检讨书就是泻肝火的药方 （51）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 （52）女儿的话给我指明了一个前途——做一个宠物 （53）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54）看来，无法解释，说不清楚是西医也存在的问题 （55）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比传染病扩散得都快？ （56）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57）母亲的一生，既无社会经验，又不懂社会规则……但她却生活得从容不迫、舒展大方 （58）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 （59）历史经常做出弃珠宝而留窝头的选择，这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 （60）我对年轻人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首先应该从吃饭学起 （61）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理论，他便死而无憾。可中医却让他生而有惑 （62）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63）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 （64）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65）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66）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 （67）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 （68）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很有智慧 （69）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就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 （70）这一点点不确定正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 （71）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72）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 （73）她说：“摊上你这么个明白事理的妈妈真是件可悲的事……” （74）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 阅览地址：htp://s.edi.com/read1-1.hml |
| 01） 母亲是个中医 母亲是个中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这像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只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说是病人来求助于医生，却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的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中医的诊室从来都是病人团团围坐在医生周围。医生给一人诊脉，大家全看着。于是，这考官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全屋的病人，每个人的病都成为大家的趣味考题。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病人像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出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这时，一屋人也都展露出舒心的笑容。 千百年来，中医就是在这样的检测下生存和发展的，这也是自然生成的法则。 中医的拿手本事是说出病来，说不出来，说的不准，那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西医的看家本领是拿出病来，拿不出来病，让人看不到，那么西医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于是，中医要说出病在哪，病症和感觉，病的前因和后果等等。医生说的必须要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吻合，得到病人的认可。比如我听母亲说病人出汗，应明白出汗有很多种，母亲会明确指出病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出什么样的汗。于是我明白了盗汗之所以叫盗汗就是人一醒汗就停。如果中医说不明白病，说的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这一答案对不上，那么这个中医就被病人判错，也就无法将医生再当下去了。这就决定了中医注意整体，层层深入，注重事物间关系，抓住主要问题的特点。 西医要给病人做透视、化验、检测等等，有时还要从人体上摘下一块组织做病理，或者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找到病——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具体的病。这决定了西医向精微方向发展，因为这是西医的立身之本。 母亲说病说得准，不仅通过诊脉说出患者有什么病，还能说出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现制药就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红，另一个脸蛋却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是半边脸红？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现象。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一味名为“葛根”的中药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我把药买回，粉碎、碾压、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付药。她说，流行病一旦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用中药，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治，这付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配制第二付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哧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品。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赶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第二批药发放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秋天，母亲也是备好药等病人来。当有病人问起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了窗户……”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人会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母亲有个大木头箱子，里面放着几十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好的药，瓶底贴着标签，写着“温胃散”、“护心丹”等药名。那时我以为这些药名是全国一个叫法，可后来在中成药中我并没有见到这些药，才知道是母亲自己的组方。 有时母亲不在家，来了熟人喊胃疼，我要是认为这病是从寒凉上来的，也敢包上两包“温胃散”给人吃。但母亲有时会把两瓶中的药兑配到一起给病人吃，还可以搭配着早晚服用不同的药，这我就不行了。 如今的中医也很少像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像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 我之所以回忆有关母亲治病的事并不纯粹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历史具有今天的意义，而时间是历史底片的显影剂，母亲当年备受家人责难的、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从我母亲开始谈中医，只想尽可能展示历史原貌，我相信形象的信息是全面的，事实自己会说话，我希望读者帮助我解读其中的意义，或者帮我判断我的解读是否正确。 |
| （02） 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对此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大学教书，信奉科学，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最先获知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吸引，相信科学能无限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科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西医难道不够伟大吗？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医院可称作科技博览会，各种检测手段之高超，令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射线”之类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北京的医院，人家医生一挥手就是：“去做个基因检测”。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慑力了，我怎能不被它震慑得五体投地呢？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个设备过一遍，便死而无憾了，因为你可以通过片子、屏幕等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病毒的形象。西医直接治病，直接用刀切割肿瘤，用射线杀“病”……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 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诊间等候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说：“在造隧道。”一会又说：“开始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地地道道的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没什么设备，一些老中医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给人看病，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母亲的诊室就是在家里。后来她病了，躺在床上也给人摸脉。 中医的这种简便性使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用车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 中医的治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痧板、火罐之类。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廉价的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 母亲虽然没什么设备，但看的病却不少，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病都治，不分科，不分男女，什么样人都有，什么病都有。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来，或抽、或烧、或将死。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母亲看婴儿不摸脉，是看手，看手指上的血管和掌纹等。有时她看过婴儿的掌纹后会轻轻叹口气，我就知道这孩子是智障。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专家不可，我就感到奇怪，医生就是医生，还分什么专家？专家的含义是不是单项分高于普通医生，综合分低于普通医生？可我小时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看如今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15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12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12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中医治病缺少设备和手段，这是我小时看到的中医的缺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看病不是越来越简便，而是越来越复杂。过去医生可以背着药箱出诊，现在是救护车拉着病人到医院就诊。因为在家里已经看不了病了，便是救护车里仪器、设备也不少。现在的医生离不了仪器，所说的大医院含义就是拥有大量仪器。走好几个城市的医院只是为了确诊已属正常。我这样看病时就自嘲说，与其说是用仪器给我检病，不如说是我检阅机器。尤为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样的检测设备，每到一个医院便出一种检测结果，这诊断也就不一样，所以好多人就一路看过去，一直看到北京、上海为止。这病看得是不是够麻烦，够复杂？这医疗成本有多大，普通老百姓能这么看病么？ 小医院为了生存，就会几个医生集资买一台仪器，然后尽一切可能让病人用上这仪器，这台仪器赚的钱只有投资的人才能分成，于是，一个机器一个“坑”，病人到医院躲得了这个坑躲不了那个坑，都是坑钱的。 物极必反，看病太复杂了，有时反倒使我怀念起母亲那“三根手指走天下”的中医气概了。这使我意识到诊断方式简单也是中医的长处，让医生走天下总比让病人走天下要好。 从前给皇上看病的设备也是三根手指头，与百姓看病无异，皇上治病喝的也是中药汤。所以，百姓有羡慕皇上荣华富贵的，却没有在治病上羡慕皇上有什么特殊的。但在没有了皇上的今天，却因治病的复杂程度将人重新划分出等级来，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有一部分反对中医的人就是出于看人家在西餐厅吃饭而不甘心自己在小饭铺吃面的心理。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医疗上的不平等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有人认为医疗本身具有的趋高性是现存问题的症结，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可我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从母亲的行医实践中我总结出这一点。 |
| （03） 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依赖性，有一种生活医疗化的倾向。对医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于是，本是自然的事情也变得不自然起来。 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她在澳大利亚生孩子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现代医学把生孩子这件事弄得不再是一个自然、简单的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经过这样一个生孩子过程，被激发出来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对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听了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啊，医生说了，这是必须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刀口划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替她叫苦不迭，谁说生孩子就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天啊，你非没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没奶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孩子喝牛奶不成问题。我听了不由得佩服西方的高科技真是有本事，硬是把正常和不正常给颠倒过来，还能给不正常的事铺出路，使新一代人接受其为正常，我真怀疑，科技力量能把这条不自然之路铺多远？是不是有点越过真理了？ 我告诉我的同学，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一顿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去整治的地步。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胆囊“摘”除了，被除掉的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也应该全部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说我有许多病，还得进一步深入检测下去。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检测仪器？我患病的数量和轻重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种检测指标的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的发达，以至使西医的治病成了科技展示。但从相对原始、落后的中医角度看西医又能看出其高科技背后幼稚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放在保温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贴着人的皮肤给早产儿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七八个月的早产儿也多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每年春天市场上的小贩都会把要死的鸡雏给我，我把它们用布包上放到怀里，都能活过来。 我不是反对现代生活的医疗化，而是对这种将人与自然越隔越远的医疗做法持保留态度，有些担忧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不良影响。 我看西方人就像看他们的牛，看他们的树一样，高大、健壮、白皙、纯净、精力充沛。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是“东亚病夫”。今天的“东亚病夫”也想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净，也纯净得如西方人一样。可是，德国人为他们的树担忧，没有一只虫子在身的森林，必须靠定期喷药来维护，因为它已受不了一场小小的虫灾了。纯净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来保持纯净。西方的人靠医学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干净，但身体过于纯净究竟意味着健康还是危险？生活医疗化到底是我们的积极选择还是无奈退守？ 中医以阴阳平衡论健康。对“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摘出它、消灭它，而是重视它产生的原因，改变它产生的条件，引导它弃恶从善。这就像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按一个标准去论人的优、缺点，而是整体地看一个人的属性。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也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优缺点之分的思维会使一个人以为改掉自己所有缺点就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点与成为完美的人是两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并不必然地就成为一个健康人。 中医的着眼点的确不在“病”上，而是在健康上，这个健康概念甚至允许“病”与人共存。于是，中国人的身体不是纯净的，有“病”、有“毒”、有“菌”。中医治病，严格讲，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导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固本强精…… 可是，医疗生活化已成为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模式，他们已经习惯“科学”而自觉排斥自然。多数年轻人视自然为敌人，视科学为保障。我同学的儿子从大城市来我家，我给他做自然食品，他拒绝食用，指着蒸熟的土豆说：“马铃薯皮有毒，不能吃。”我问：“那你吃什么？”他说：“我要吃火腿肠。”我问：“火腿肠中的那些添加剂就没毒么？”他说：“人工合成的化学产品是无害的。”存在决定意识，身在科学中，便成科学人，今后出生的孩子会不会觉得环境污染也是正常的？ |
| （04）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的医术的确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连在她身边的我和我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活”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医学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拿出一沓书，都是《伤寒论》一类的中医经典，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先将这些书都背下来，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她也不想想当时我正身处科学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把世界改变得日新月异，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何接受得了古老的阴阳五行呢？我想，阴阳五行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就是简单的尊称，现代科学一定能提供出比阴阳五行更好的理论。那时代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最终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沓古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我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辨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亲说，学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背经典，而一知半解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过于理性有关，因为我看不到从医途径。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得要死，是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中医。他是真听话，把那一沓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个大型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 我曾有一个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在我们城东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湿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我17岁中学毕业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个人，没有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当时只是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像对待其他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急救什么的，也学了一些。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中医难道不是技能么？既然我可以从技能层面学西医，为什么不能这么学中医？从我当时所形成的学习观点来看，中医是不可学的。这样一来，与其背一沓子旧书，不如读一沓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有学问，读新书却会有知识。于是，理所当然地，我走向了科学。 面对强大的科学攻势，母亲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儿学中医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是强迫的，人首先要受社会环境影响，母亲如果17岁时处于我那个时代，她也不会投到中医门下，也会去学西医，所以说真正的学习是出于自然。 母亲自己接受中医的过程十分自然。母亲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跨不过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我想，正是基于此，她的中医立场才一直坚定，她的行医方式才没有偏离中医的传统。母亲的师傅能在那个年代破格收下一个女弟子，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良好的学习动机呢？ 母亲是1924年生人，17岁学中医，24岁开始走乡串户独立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年轻的中医上西医院校，统一接受系统的西医培训，因此，要真是讲学历的话，母亲是出自西医院校。在培训过程中，大批中医改学了西医，走出校门后当了西医。母亲也会西医的诊治方法，她也用听诊器。我女儿小时候发烧，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贴着她的胸和背听“干啰音”、“湿啰音”，就是母亲教我的。在母亲的书架上，有成套的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的书籍。我是从母亲的藏书中了解巴甫洛夫学说的。母亲有许多转做西医的机会，但她总是微笑地搞她的中医，不为大势所趋。 |
| （05） 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师傅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道路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师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饭，烧火时还背着书，她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触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样的学医条件是后来的我和我女儿所不具备的。 母亲背了医古文书，得了师傅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师傅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师傅，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会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师傅，可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师傅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道路。 母亲受师傅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师傅，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师傅的许多个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的师傅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粗茶淡饭。他的大儿子也跟他学医。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她师傅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候就是用她师傅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我觉得母亲的师傅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儿做徒弟，还与儿子一视同仁，让我十分佩服。 母亲受她师傅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缺德了。所以，母亲挣了钱就用于备药，然后再舍药给穷人，这正是她师傅的做法。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师傅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师傅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痧，然后往人身上浇瓢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上阵，累得要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的师傅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象的。我想，她师傅也是从自己师傅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旧政府有什么作为，都是那些植根在民间的中医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我上中学时，中学分成三个班，分别学医学、农机和种植养殖。我被分到了医班。学一段时间后就跟医疗队下乡。母亲就给我带药下乡，要我舍药。母亲年轻时是游走乡间的郎中，她熟悉农村常见病类型，所以给我带的药都是有针对性的，并仔细告诉我如何舍药。可我那时才十几岁，做什么事都不太用心，母亲的话听一半忘一半，到了农村要用时才发觉好像什么都不清楚。 我看到一些批评那时医疗政策的言论说，农村的“赤脚医生”什么也不懂，根本治不了病，纯粹是糊弄人。这话要是从我当年的情况来看的确是不错的。我真的是什么也不懂，背个药箱子满村乱跑，玩心比工作心大，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我也跑遍了所有有病的人家，能向医生汇报谁家有什么症状的病人，还能提出我的意见供医生参考，也能跑到病人家传达医生的医嘱，同时宣传卫生常识等。我懂得不多是真的，我治不了病也是真的，但如果说我没用我可不服。我是医生的调查员、通讯员、宣传员……医生下医嘱，是我走到各家去给病人服药、打针、做理疗，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卫生员，怎么能说我没用，是糊弄人呢？我们现在“大医生”不少，可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充当我当年角色的人不多，护士只是单纯执行医嘱，怎能像我那样搜集情报，放大医生的作用，让人们看到我就感到与“大医生”取得联系了呢？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站在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前沿，直接接受生活教育，如果我最终能当上“赤脚医生”，我还能总不会看病治病么？所以，我一直不认为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做错了。 “赤脚医生”的培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一次中西医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以成败论英雄。西医那种学校式的广泛“复制”人才是“赤脚医生”产生之始，随后将他们播种撒到农村大地上让他们寻找生机又是中医式的生存方式。这有点像在室内大盆里让种子齐刷刷地发了芽，再抛到大地上一样，如果土壤条件好，当然可以早熟，如果条件不好，反倒白瞎了这种子。而中医有点像野生种子，不轻易发芽，一旦发芽就有生命力。 由于接受过西医培训，所以，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也会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却是师傅铸就的中医。 20世纪50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母亲性格温顺，待人亲切，同事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很好，医术又高，着实说在医院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可是，医院不适合母亲，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师傅那种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气候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可能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但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毒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母亲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药的冲动，这些在医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总之，因为她有过独立行医的体验，在医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从我母亲那一代开始，想要坚持中医就得顶住社会主流的排斥，顶住家人的不理解，甘于清贫和寂寞，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怎能做到？ |
| （06） 母亲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药味而难过。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即使是小时候，我也能看出母亲不适合在医院行医。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12岁时就给人做媒。一男一女分坐在我两边，拿逗我说着话。说着说着，两个人一起走了，把我扔下了。婚礼上，他们总说是自由恋爱，把我这个媒人给忘了。而后来，我把人家把我忘了视为做媒的最高境界。我父亲极力反对我和母亲“管闲事”，他说，做人有两大原则，一不保媒、二不荐医，保媒和荐医这两样都是落埋怨的事。但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甚至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的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伙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肯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伙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她只好与这个男人结婚。婚后生活很艰难，再后来听说她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这些情况使我小时候不认可我母亲的诊所是医院，也觉得她做的许多事情不属于医学范围。便是在今天，这类情况在医院也很少见。 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处理问题。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世30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我在母亲诊所见到的好多现象西医并没有谈及，其解释并不比母亲解释的合理。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许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一般医院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有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当学徒工时，有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喊地。我们女工团结一致地同她丈夫作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却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里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经过几十年的琢磨，我也琢磨出其中的道理。我一个朋友患有不孕症，一辈子没生孩子。她与丈夫头半生相敬如宾，没红过脸。可到了更年期她却一反常态，对丈夫大打出手。她对我说：“我忍了一辈子，憋了一辈子，再装下去我就要疯了。”我遗憾地说：“你早打啊，早打把心中的垒块抚平还能生儿子，你打晚了。”所以，我也像我母亲一样，人家两口子打架我不轻易劝架。我曾做过妇联的权益部长，专管维护妇女权益。经常有妇女被打而来求助的，我总是详细了解情况，不轻易下判断，慎用法律武器。老百姓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把清官的理性挡在了家门外。因为这里有很微妙的心理因素，有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
| （07）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 也有母亲治不了的病。一个姑娘圆脸、高大、漂亮，看上去很健康的。母亲号完脉，将姑娘的妈拉到一边说，我治不了这病。现在我知道，这是白血病，那时没有化疗和放疗，更没有干细胞移植，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把握。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但对于治了一圈治不好，病人家苦苦哀求“死马当活马医”时，她并不是拿不出办法。她有个柜子装一些特殊药，其中毒药居多。她用这些药就是“以毒攻毒”，往往内服外敷，还有许多禁忌。我记得药里放红汞时就告诉病人绝对不能吃小米饭。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西医东进后，中国就与别国不同，有了治病上的中西医选择，又有了医疗事故一说。由于追究医疗责任的标准是西医的，中医的理论与西医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为了自保，中医通常会先让西医下“死马”鉴定，然后再“死马当活马”治。如今人们在攻击中医时说中医不能治急症、重症，因此不是主流医学。这种观点我不认同，这是拿结果当原因说。如果中医院每天都像西医院死那么多人，死亡证明怎么写？医疗官司怎么打？西医居医界领导地位，我的工作经验是遇事先用领导说的办法，等领导的办法不好使而他再拿不出办法时我再悄悄地用我的办法。如果你批评我为什么不在领导拿出办法之前用我的办法，结论是我无能，我会认为你是从外星球来的。 既然西医一统了诊断权，于是，母亲常劝病人先去找西医治，其实就是要西医的诊断。如果病人不肯去找西医，或找了西医没治好又回来了，母亲才肯下猛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中医在治病上力求四平八稳的做法以前我以为是我母亲的个人做法，后来才明白这是中医人的共同做法，这不是中医的无能而是中医的无奈。如今，同是西医院，如果遇到治疗风险大的病人西医也推诿，好多病人就是在不停转院的过程中耽误了抢救时机。 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治病故事。我一个朋友，他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12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众人给他捐钱，给他揽活，想法增加他的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没容我把话说完他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我这个朋友在有病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像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遗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候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 西医现在虽然是“大医生”，但其医术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大地上生长出的只有西医是苗，中医就是应铲除的草？官僚主义便是在学术界也会自发地生长出来。 出差住店经常能遇到外出求医的人。高度的紧张，巨大的精神压力，往往使他们无心顾及别人。有一天半夜，我爬起来，拉开灯，对同室另一个女人说：“你起来吧，反正你成心不让我睡，我就不睡了，你说，你这么大声唉声叹气是怎么了？”她说她第二天就入院开刀，心里十分害怕。我忘了她说她是什么病了，反正她说完她的病，我说你这病也用不着开刀啊。然后我给她出了个什么招，第二天分手各奔东西，也就忘了这事。 几个月后她给我来封信，说按我说的办法把病治好了，高兴得不得了，特地告诉我一声，说我是她的贵人，把我赞得神乎其神，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几个月未见的朋友，问他这几个月做什么去了？他说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惊讶地看着他，怎么也看不出他是白血病人。他说他住进了天津血液研究所，医生说他至少也得做4个疗程的化疗才能使病情稳定。在第一个疗程中，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进行全面分析，第一个疗程一结束，他就不告而别，从医院逃跑了，独自跑到从研究所听来的一个中医处吃上了中药，把病治好了。他得意地说，他没花多少钱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像治个普通病，不由得想，如果他是个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国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认识一位老医生能治癌症，前年去世了。我曾亲眼看他把我朋友父亲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胸后背敷药带喝药。朋友的父亲开始不信，不肯用药，朋友跪在地上举着药不起来……病治好后，医院说一定是诊断错误，不可能是治好的。朋友的父亲气坏了，要和医院打官司。他说，照这么说，我对单位说我得癌了不成了欺骗组织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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